《国语·晋语》有云：“言之大甘，其中必苦。”文句虽短，却蕴意深刻：言语过于悦耳动听，其中必有不良企图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亦言：“苦言药也，甘言疾也。”意思是逆耳忠言好比治病良药，甜言蜜语好比害人之疾。

忠言逆耳，甘词易入。“甘言”大抵是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之言，往往易为人所接受，有时还带有隐蔽性，让人欲拒不能，欣然入瓮。清代大学者俞樾在《俞楼杂纂》里讲过一个笑话：有京朝官出仕于外者，向其师辞行请训。师曰：“外官不易为，宜慎之。”其人曰：“某备有高帽一百，逢人辄送其一，当不至有所龃龉也。”师怒曰：“吾辈直道事人，何须如此！”其人曰：“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师者，能有几人欤？”师颔其首曰：“汝言亦不为无见。”其人出，语人曰：“吾高帽一百，今止存九十九矣。”

“甘言”常发自“谀口”，中听却不中用，甚至有毒有害。在献谀者的曲意逢迎之下，常使人心大胆壮、迷失自我。汉代《风俗志》中记载了一个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的典故。有个叫作长吏的人善于养马。他骑在马上，行在路上，路边的众人不停地赞美这匹马养得好、跑得快。众人越夸奖，长吏越得意，越快马加鞭，使马狂奔，结果这匹马被活活累死。其实，“道旁儿”固然是马死的诱因，但真正杀马的却是“喜其言”的乘马者。

说人好话、爱听好话是人之常情。但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好听的话可能绵里藏针，不好听的话却可能让人受益。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后，有记者问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：“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？”潘教授回答：“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。”在三峡工程初始时，潘家铮是“最听不进反对意见的”“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”。而他之所以有了后来的转变和感悟，是“通过实践慢慢体会出来的”。正是由于刺耳的反对意见存在，才使得我们的决策更趋科学合理，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接近其本质。

“言之大甘”，实际上是一种欺骗。它之所以有市场，根子还在听任甚至享受谄谀的人身上。因为喜欢人奉承，就必然有人投其所好。而谄谀者为何要谄谀？原因很简单，是看中其手中的权力，背后的利益。正如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一文中，邹忌指出的那样：“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”时下，一些党员干部抵制得了“糖衣炮弹”的腐蚀，受得了利益的诱惑，却对这类“语言贿赂”毫无招架之力。被人“夸”得晕头转向后，又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以致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，后悔莫及。

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对谄谀者要提高警惕，因为奉承是一种麻醉剂，不仅麻醉人的大脑神经，更会腐蚀人的灵魂，使人失去理智甚至良知。彭德怀同志曾痛斥，“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，将比100个敌人还要大”。陈云同志说，他自己“特别喜欢听‘坏话’”，原因就在于，“‘坏话’其实大部分是老实话。是写字台上的头条新闻”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，第四部分“严明党的政治纪律”中规定，“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、吹吹拍拍、阿谀奉承”。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而言，听到“甘言”时，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，防止掉入“甜言蜜语”的陷阱，要像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，“无论是谁，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‘尊敬’。”同时，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，虚怀兼听、从谏如流，让红脸出汗和扯袖咬耳成为常态，真正筑起有效防范的思想堤坝。

在电视剧《神探狄仁杰》中，狄仁杰常问他的下属李元芳：“元芳你怎么看？”我觉得李元芳不必急于回答这问题，而应反过来问狄仁杰：“狄公，你准备怎么听？”因为只有狄公听得清、听得进、听得透，李元芳的“看”才有意义和价值。如果各级领导干部对“大甘之言”的危害有足够的认识，练就出“好听力”，让阿谀之词止于启齿之前，何愁阿谀之风不除？